专访大鹏：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，做对了什么？

来源：网易发布时间：2025-07-22 浏览次数：474

当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主人公李善德为了运荔枝一事而发愁时，戏外，导演兼主演的大鹏也在为怎么拍好、演好这个故事而焦虑。这部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，是大鹏的一次试探和挑战，是他戏里戏外达到同频的一次创作。

黑色西装、黑色西裤、高领针织内搭、

皮鞋均为Ferragamo

小小的鲜荔枝，要从岭南运送到长安，这等“小事”便如同巨石压在了“小吏”李善德和无数条性命上，这是马伯庸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故事；一部电影两个小时，多数人看完，好坏不过是几句话的评价，但对拍电影的人来说，可能要耗费数个团队好几年的心血。大鹏拍《长安的荔枝》电影，同时也在片中扮演男主人公李善德，这对他来说是件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，跟李善德运荔枝一样，太挑战了。但这正是大鹏决定要做的原因，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在极限的压力之下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大鹏像是再次变回李善德，人戏合一，言下之意正是李善德最具标志性的那句台词——“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

黑色西装、黑色西裤、高领针织内搭、

皮鞋均为Ferragamo

2023年暑期，黄渤、王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上映，大鹏作为导演也一直在为影片跑路演。一个项目眼看到了收尾期，大鹏已经开始为接下来拍什么着急，“时间就那么多，我不想歇，现在也是一样”。正巧那时候总制片人李亚平找上来，把《长安的荔枝》小说递给了他，想找他来执导。“我看完觉得想拍、有机会拍成，一是因为它是古装，我以前没拍过这类题材，是个新挑战，能让我在创作上去到一些没到过的地方，哪怕它很困难，但你会为了解决困难而想尽一切办法，这是很大的吸引力；二是因为故事结构很好，非常适合电影改编，人物很有魅力。李善德也是一个‘小人物’，跟我之前的创作相通，这好像一直都是我更注重的一类视角。”

大鹏是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的导演、编剧、领衔主演

李善德24岁进了长安城，42岁接到了运荔枝的差事；大鹏20岁出头从东北来到北京发展，正巧42岁那年演了李善德。从门户网站的网络编辑到拍摄网剧的喜剧演员，再到成为导演，大鹏一直都想变成“更有机会去表达的人”，所以他的视角和步子始终自下而上，没有创作者的高姿态。在看完《长安的荔枝》小说后，相比怎么去创作改编，大鹏首先想到的是保留和尊重：保留读者喜欢的，并尊重作者的原创性。这也是大鹏和编剧顾问张吃鱼以及编剧团队的共识。于是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马伯庸。

“电影里的每一处改动，我都会跟马伯庸老师沟通，我们一起让这个故事在小说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。第一次见马伯庸的时候，我说那些好话咱就不聊了，我想知道你的小说这么受欢迎，也在签售时听到过很多读者的想法，你觉得哪些反馈是需要被采纳的？他说，还是希望女性角色能更细节一些、丰满一些。”于是在电影版里，大鹏把原作里李善德夫人的角色进行了完善，给了她“郑玉婷”这个名字，从原来出场寥寥的支线人物，改成了从开场便存在、贯穿影片始终的李善德最大的情感支撑。“我只是在影视创作的阶段，解决掉一部分作者的遗憾。原作那些已经足够优秀的部分，为什么要去改？”对于改编作品的故事文本，大鹏的态度不是打破预期，而是就要做得符合大家的预期。在不伤基底的原则上，再去做一些影视化的探索，比如找刘德华来演影片最大的“反派”右相，比如找白客来把原作中滑头的老胡商演成年轻气盛的“商二代”，这些略显冒进的挑战，反而能在合理中给到人惊喜。

大鹏：夹克、衬衫、西装长裤均为Loro Piana；乐福鞋 Prada 白客：单排扣夹克 Loro Piana；黑色西裤 Arket；乐福鞋 Celine

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里，“鹏客”再合作；这次杂志拍摄，两位也欣然同框

大鹏将《长安的荔枝》概括为“一部非常厚重的古装现实主义电影”：影片既要展现唐代长安城的盛景，还要展现跨度长达5000里路的地貌风土，更要展现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，要兼具高级的视觉质感和“能闻得见味儿”的百姓日常，同时在情节上还能让观众不停代入当今社会和职场的现状，引发情感共鸣。要把这些预期一一实现，大鹏的“理儿”听上去特别简单——“人多力量大”，每个部门找来行业里“最顶”的人，大家用最较真的心态去做，就成。“导演不过是引导的作用”，大鹏避免用重词和漂亮话来形容自己的这份工作，“导演的话语权太大，负担太重了，你可能会渐渐听不到真实的声音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过家家，大家都很认真的过家家。这样想对我比较好。”

《长安的荔枝》是你第一次拍摄古装题材的电影，你的关注点、希望着重去呈现的地方有哪些？

我自己觉得跟之前同行们拍过的唐朝时期的戏相比，《长安的荔枝》最大的不同是视角。我们看过很多古装戏都是精英视角下的故事，但《长安的荔枝》的主角是普通人，影片里需要落实到他的日常，比如他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，走在街上那个地面是什么材质的，他的上班流程是怎样的……要具体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才能让人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信的，所以我们参考了很多历史书籍和资料以及古画，并且摄影我找来了王博学，他之前拍过《我不是药神》，非常擅长用镜头去进行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，所以他的拍法、逻辑和大家对古装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，这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。我们还有一个部门是专门负责撰写电影里所有你能看到的文字，其实如果用打印的话，制作上会容易得多，因为有很多也不是近景，但我们觉得这种手艺活代表的是一个内容的重量。我希望大家坐在电影院里既能看到这部电影，也能闻到长安城的味，能感受原作文学上的美感，也能感受到具体的真实的质感。

长安城内，刚接到“荔枝使”差事的

李善德与他的官场同僚们

岭南城的街景更有异域风情

这三张分镜图呈现了影片中的浪漫一幕：历经险阻终于赶回长安城的李善德，包袱里散开的，是他为夫人带回来的花

这次演员的选择非常有看点，比如让刘德华来扮演右相，杨幂饰演李夫人郑玉婷，比如跟白客、庄达菲再次结成小分队，还有张若昀加入演绎杜少陵，跟我们分享一下卡司是如何确定的？

我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，第一个想到的演员就是刘德华，我希望他能够出演右相。右相在影片当中是主角的对立面，在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下，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，所以我希望这个演员本身一定要在整个行业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有能够镇得住整部影片的气场，我需要这样的气场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刘德华几乎是唯一的选择，最早也是给他发出的邀请。其实让华哥演一个反派，又是古装，并不常见，但创作内容的时候不能太把一个人符号化，不能觉得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就不能找正气的演员来演。华哥最终做出选择也是经过了谨慎的考虑，出于对这个故事的喜欢，也出于合作上的成全，我觉得他很照顾我这样的创作者。所以我很感激他“稳”住了影片的局面，当我再去邀请其他人的时候，因为他，这个片子就格外地有吸引力。

刘德华饰演右相杨国忠

苏谅这个角色一开始没有找白客，因为原作中苏谅是比李善德年纪大、也更成熟的胡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把剧本写成了英文的，尝试去邀请很多大家听了名字就会很兴奋的外国演员，费了很多力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记得是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，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，我觉得也许可以绕过原著已有的设定，给苏谅一个崭新的面貌，比如他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有钱商人的次子、一个年轻的富二代？可能家里人并不相信他能把生意做好，所以初出茅庐的他才那么想证明自己，才会压上身家投李善德一个前程？尤其当李善德已经不年轻，并且在经历各种磨难之后变得特别沧桑，那苏谅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年轻一些是否观感更丰富？我把这个想法跟马伯庸说了之后，他很兴奋，认可这个逻辑想法，我也很开心，马伯庸还给年轻版苏谅的哥哥取了个名字，叫苏源，兄弟俩合在一起就是“原谅”，这也对应到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剧情。当年老的胡商变成了年轻的二代，我脑海里就立刻想到了白客，我们在《年会不能停！》里的配合很愉快，彼此之间也很珍惜能够在一起创作、在一起工作的机会，所以就邀请了他。小庄（庄达菲）也是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俩一起给一个动画片配音，我发觉她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、能让你变得高兴的人，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要珍惜，尤其是当我觉得自己年龄逐渐增长、越来越沉下去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能够让你感受到鲜活和能量，能够让你去校准自己的判断力，这也对应到阿僮这个角色的性格特点，所以我们三个人非常自然地就重聚在一起了。

大鹏、白客、庄达菲本次在电影中是“运荔枝小分队”

想到让杨幂来扮演李善德夫人郑玉婷，是去年我们一起在戛纳出席《酱园弄》首映的时候。因为《酱园弄》里人物众多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对手戏，宣传的时候又觉得聊得来、合拍，如果能有机会一同创作就好了。郑玉婷这个角色相比温良妻母的传统形象，更加有主见、有强大的精神内核，更有现代女性的特质，所以我觉得杨幂很合适，就邀请了她。影片高潮时有一幕戏，她眼神里的情感表达非常充沛，我觉得很多观众都会被打动。

杨幂饰演李善德夫人郑玉婷

张若昀是电影里最后一个定下来的演员。他扮演的杜少陵是书里韩洄和杜甫的合并体，因为小说七万字，我们一个剧本通常是三万五千字，所以有一些删减和人物的合并。对于李善德来说，杜少陵是他的好友、同乡，更是当他面对选择和困难时候的精神领袖。2023年我在长沙拍《年会不能停！》，若昀也在长沙，拍《鸣龙少年》，开始我俩不认识，但我认识他那部剧的制片人，所以就去探班。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很脱俗的一个人，我问他平时喜欢做什么，他说钓鱼。后来他主演的《从21世纪安全撤离》上映，那个作品影响了我，我特别喜欢他在里面的表演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邀请了他，希望他能来演绎杜少陵这个角色，因为杜少陵给人的感觉也是“人在凡俗却脱俗”。我以为可能性很低，但是非常意外，他看完剧本就答应了。

张若昀饰演杜少陵

现在你正在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（注：采访时间），你会特别注重哪些环节？比如剪辑，或者特效？

电影是一个很多部门配合完成的工作，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对电影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。剪辑可以改变我们已经拍好的素材，通过不同剪辑师的再创作，会呈现不同的结果；有的时候对画面进行调色之后，故事明明还是那个故事，但就是变得更好看了，包括一些声音的细节加上之后，你会觉得好像节奏更快了。从每一帧的一个眨眼、一个微表情，到每一场戏和戏之间的转接，都有很多“隐形”的设计感在其中，观众不一定会留意到，但是观感会因为这些细节设计变得通顺流畅。我还记得拍自己第一部电影《煎饼侠》的时候，最后混音做完，我再看成片看傻了，我说原来这个电影还能有这么大变化。当剪辑、声音、特效、音乐等每一个环节都在不断地被完善，每个部门都在协同作战、做到极致，那就可能出来更好、更进步的内容；反之就一点点瓦解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开玩笑，剪辑说电影是剪辑的艺术，编剧说电影是剧本的艺术，导演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很重要。

但普世公认的说法，还是会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？

我个人对于“艺术”这个讲法是有点难为情的，因为我就是北漂、参加工作，在互联网上抓到了机会开始拍短的内容，之后才开始拍电影。所以在姿态上我和很多创作者有区别，甚至会用一些极其笨拙的方法去接近自己想要呈现的内容。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句话，把我逗乐了，说在目前国内的环境下，当个导演并不难，难的是当上导演。意思就是你成为一个导演比如何当导演更难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导演不等于权威，在上千人的剧组里，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必要，导演很重要，但也没有想的那么重要。

大鹏在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片场

你既拍了不少成功的商业电影，也拍过更偏纪录性质、更独立和私人的作品，《吉祥》和《吉祥如意》，有人说别的电影是大鹏拍的，《吉祥》是董成鹏拍的，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？或者说你在创作的时候，会根据不同的内容去这样界定自己吗？

不会，这些都是我。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，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像人每七年更新一次细胞，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周期。我在那个生命周期进行了那样的创作，那部电影就像一棵树一样被种在那儿了，它有它自己的生命，而我也去迎接之后的创作阶段了。观众觉得是大鹏也好，是董成鹏也好，其实说的都是我，只是他发现了我另外的那部分。

我从东北老家一个五万人口的小镇来到北京工作，本身是非常不自信的，当时觉得北京特别遥远，那种遥远不是单纯的物理距离，而是心的距离，觉得如果能在北京工作是很了不起、很不可思议的事。后来我进到网站工作，在互联网发展的风口突然有了短视频，我的心态就是抓住一切可能性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背后的逻辑当然也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，所以几乎是本能地、无所不用其极地去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逗大家乐，那个“大鹏”是大家最初认识到我的模样。我现在想来，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有一部分像是在角色扮演，我必须去成为那样的一个角色才能吸引到流量，所以大家也会跟我当时做出来的内容去界定我，会觉得我就是那个“屌丝男士”，会觉得我没有张牙舞爪的时候反而是情绪状态不正常。逗大家开心我既获得了满足感，也同时背上了一些负担。直到最近这几年，我觉得自己才可以很正常、很真诚地跟外界说出我的想法。

大鹏在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片场

现在你的导演作品有好的商业成绩和口碑，在表演上你也拿到了上影节的最佳男主角，你还想不断拍下去的动力是出于什么？想达到怎样的目标？

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动力也许来自于自我评价体系，如果不能做得更好或者停下来，我就会追不上这个时代，这种不安让我必须往下拍。我的目标是想拍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的电影，但是我觉得也可能快到努力的尽头了，快达到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了，因为如果一直强压自己，弦是会断的，也许我就会认了，就会跟自己和这个世界和平共处了。

目前这个阶段我还在拼搏，所以我也说不好，因为有的时候“flag”总是立得太早。我还记得我拍完《缝纫机乐队》的最后一个镜头，大家在一片废墟上唱完了歌，拍了一个通宵后终于看到霞光了，我和乔杉站在鸭绿江边，我看着霞光感叹，我说我这辈子可能都拍不出这么好的电影了。现在想起来觉得幼稚，但它是当时当下的真情流露，是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认可。后面到了拍《热烈》的时候，也是熬了十天拍完了全国街舞大赛总决赛，工人们开始拆现场的舞台、架子，我就一直不走，就站在大体育馆里看他们拆，心里想：我可能不会再遇到比这更大的困难了。结果就来了《长安的荔枝》。所以永远别……永远这个词儿也太大了，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够成熟，但成熟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件更好的事，我怕自己活得太安全了。

在之前华表奖的采访中，你说到在生命中能够付出两个小时给一部电影，是很大、很值得感激的事情，你是什么时候、因为什么意识到这两小时的分量的？如何衡量“两小时”是大还是小？于你而言，哪些事大、哪些事小？

这要回到我做网络编辑的时候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任何与他人产生关联的内容都是一场互动，你付出了，别人也付出了。五分钟也好，两小时也罢，别人看了你的内容，就是自己的荣幸。至于这两小时是大是小，它不是恒定的，拍电影的人特别在乎电影，所以觉得它特别大，但你说一个两小时的内容有没有其他载体可以承载，当然有。所以往大说往小说我都能理解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在乎的人的事是大事，我自己的事是小事，因为他人可以影响我，我看别人开心，我也会开心，我的开心源自他人的开心。